1939年末至1940年初，中国战场上爆发了一场令日军意想不到的强力反击。

各地的战线中，中国军队悍然向日本发动反攻，甚至连一直傲慢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进攻规模庞大，士气高昂，行动果断且有力，令人惊讶。

尤其是在昆仑关一战，日军的精锐部队——第5师团，几乎被打得溃不成军，连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也在战斗中战死。

此时，日军终于意识到，尽管中国部队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惨重，但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战斗意志与不容小觑的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北方与苏联不断发生摩擦，东南亚战区局势也愈加复杂。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局势变化，日军大本营认为，必须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可能削弱中国的战斗力。唯有如此，才能在局势变化时，迅速抽调兵力进行其他战略部署。

因此，枣宜会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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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刚刚接替冈村宁次成为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园部和一郎制定了一份作战计划。计划中，日军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和4个旅团，除了保留必要的守备部队外，几乎全数出动。为了增强攻击力，日军还从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调派了两个联队，并配属第3飞行团及海军一支分舰队，兵力达到20万人。

作战目标非常明确——摧毁李宗仁第5战区的50个师，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宜昌。

宜昌是通往四川的交通枢纽，距离抗战大后方重庆只有480公里，一旦失守，不仅大后方将不稳，且将极大便利日军实施更深层次的战略。

计划虽然得到了批准，但园部和一郎心中却并不安稳。到底是长期占领宜昌，还是仅为消灭5战区主力而短期占领？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为了迷惑中国军队，日军在战前故意散布消息，称此次出击只是为了消灭5战区主力，战役结束后便会撤兵。

5月1日，园部和一郎下令日军分三路进攻。

北路由第3师团与石本支队组成，从信阳以北向西进攻。中路由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组成，从随县向襄阳进攻。南路由第十三师团组成，从钟祥向北进攻，直至枣阳地区，与北路和中路部队会合，共同向西进攻。

然而，蒋中正远在重庆的指挥中心并未放松警惕。当得知日军即将进攻时，他也推测日军的企图仅限于消灭5战区的主力，并无意占领宜昌。

他根据过往的经验，认为日军的攻击虽猛，但如果中国军队实施有效的“节节抗击、节节后退”战略，待日军后勤供给受限后，即可伺机反击并恢复防线。根据敌方传来的情报，蒋中正推测日军依然采取这种战术。

然而，蒋中正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此时日军已不再是过去的规模，动员了20万兵力，这使得日军的战力远远超过了中国第5战区的防线。

尽管如此，这一重敌情却被蒋中正及李宗仁等人所忽视。

5月1日，蒋中正得知日军来犯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李宗仁指挥第5战区迎敌。

李宗仁也因受日军“障眼法”的迷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见日军三路进攻，他便决定采取分兵三路的战略，一路在正面抵抗并逐步后撤，另一路进入敌后破坏其补给线，第三路则准备在日军后勤受限后发起反击。

然而，日军的进攻速度远超预期，到了5月5日，左路与中路的防线已被突破，日军接连占领唐河、王集和随县，直逼枣阳，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时，蒋中正依然未能认清形势，继续通过“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向外界传递敌军失利的消息。基于这一错误判断，蒋中正于5月11日发出了指令，要求中国军队趁敌人撤退之际完成围歼。

然而，李宗仁与前线指挥官在接到此命令后，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安，因为他们明知此时正处于困境之中，蒋中正的命令并不现实。可是，由于军令如山，他们不得不继续执行。

5月13日，蒋中正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通过遮断日军的退路，将敌人围歼在枣阳一带。前线指挥官们明知这一命令极有可能失败，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

中国军队本来急于反击，却因分兵作战，逐渐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尤其是在5月16日，张荩忱将军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最终在南瓜店阵亡，局势愈发严峻。

蒋中正此时才终于意识到，日军的真实目的远不仅仅是消灭5战区主力，而是图谋占领宜昌。

当蒋中正深刻反思时，他震惊地发现日军的进攻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突破了原先的防线，直扑宜昌，这一转变让蒋中正认识到，日军早已为长期占领宜昌做好准备。

然而，江防军的调动成为了这场危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蒋中正曾严令江防军不可动用，郭忏却因李宗仁的指示将其调动，导致江防防线虚弱，未能有效抵挡日军的进攻。

最终，宜昌在6月12日失守，蒋中正的指挥失误令全国震惊，而他也深感焦虑。

发布于：天津市